文/慧欣

在成都北部，成华区昭觉和青路333号，掩藏着一座建于唐朝贞观时期（627-649）的古寺，谓“升仙桥北，长林苍翠，曲涧潺湲，大非人世间境，乃昭觉禅寺”。一千三百多年来，成都人自然少不了要到这个“非人世间的升仙境”自在“耍一耍”。

然而在东南亚佛教徒的眼里，这却是高山仰止的圣地。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的二十派，均视昭觉寺为本流派的祖庭之一，每年来此朝拜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。

昭觉寺被誉为“川西第一禅林”，历史上高僧辈出，其中最被熟知的是圆悟克勤禅师。

《法音》杂志曾经刊登过这么一篇短文，说南宋时，来中国参禅学法的日本佛教徒中有一位珠光法师，在圆悟克勤座下，精研佛学，颇受器重。珠光学成归国时，圆悟克勤书“茶禅一味”四字相赠，并且附赠阐释禅理的手卷，愿他弘扬于日本。珠光把题词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油漆加工过的大竹简内，旋即归国。不料船只将要靠岸之际，风浪陡起，全船无一人生还，而竹简则随波浪漂至奈良海边。

当时，一休宗纯和尚(即“聪明的一休”原型) 正在安国寺，无意中看到了竹简，打捞起来，随后日夜苦思，参悟禅理，终于成一家之言。

于是“茶禅一味”的题词也就成为镇寺之宝，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余良大德寺里。

但据潮州工夫茶艺省级传承人陈香白考证，这种说法可能是以讹传讹：

"我去大德寺……坐火车干线非常快地到了那儿，通过翻译问当地的住持是不是有高僧写过‘茶禅一味’，能不能让我观赏一下? 他懵了，说我在这里当住持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，也没见过茶禅一味的书法。”

既然那段典故颇有争议，那么日本的出家人为何对圆悟克勤如此推崇，以至于把昭觉寺奉为“神庙”呢？

这的确与圆悟克勤有很大关系，禅师生于四川彭州（今郫县唐昌镇），是两度出任昭觉寺方丈的传奇僧人。

据传他十八岁游崇州妙寂院时，看见佛经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旧物，怅然自语道：我过去一定做过和尚啊！于是依自省法师出家，博学经论。圆寂后，被宋高宗封为圆悟国师。

他的两本著作《碧岩录》和《圆悟心要》，把中国的禅文化推向了辉煌的顶峰。尤其《碧岩录》，当时便被称为“宗门第一书”，后成为历代禅僧参禅悟心的必读要典，更被日本禅宗列入禅门三大奇书之首。

“茶禅一味”、“茶禅一体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现象，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为一的集中体现。虽然圆悟禅师未必亲手写过“禅茶一味”，但他的确讲了一些关于茶的句子，且均与禅宗修行有关。

如《碧岩录》卷第三讲到 赵州和尚“吃茶去” 的公案，道“但随时自在，遇茶吃茶，遇饭吃饭”；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》有“遇饭吃饭，遇茶吃茶，终日只守闲闲地，盖他胸中无许多波吒计校。所以道，心若无事，万法一如，无得无失，终日只履践此一片田地。”

而圆悟克勤与一休的缘分，似也有迹可循。圆悟克勤写给弟子绍隆的书信真迹“印可状”，据说就是被一休得了去。后一休在临终之际，将印可状传于了村田珠光。而村田珠光应该就是从中悟出“茶禅一味”之理，对后来被尊为日本“茶圣”的千利休影响至深，从而开创了日本禅茶文化。于是日本茶道视圆悟克勤为初祖。

如今仅存半部的“印可状”， 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，是日本的国宝之一。也由于这一因缘，昭觉寺“第一禅林”的多种含义中，还具有“茶道祖庭”的意味。

很多人说为啥日本人把中国文化学去后，总能发扬光大，甚至反超老师？比如日本文化的代表漆器、尺八、抹茶、武士刀，甚至相扑等等，都是从中国学去的。

是我们中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？非也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主动舍弃的。

比如尺八，吹奏难度太高，吹出一支完整的曲子，至少花半年功夫。中国古人于是做了改进，向箫和笛子的方向发展，演奏技法更为丰富。

还有抹茶，是唐宋贵族和士大夫消遣的专利，程序非常复杂：蒸青、烘干、磨粉、化粉、搅拌、打沫......后人说，太麻烦了，泡茶喝吧——中国文化一向是老百姓需要的，才是最好的。

孔子曰：智者乐水。说事物要像水一样发展变化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爱死磕的日本人却强调贵族化、小众化 ，离底层越远越显得高雅，这是由其阶级等级森严的社会文化决定的。

然而但得本，何愁末？

一次，圆悟克勤得了重病，痛苦不已。回想平生所学，将病死之际，竟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感叹道：“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，吾欲以声求色见，宜其无以死也！”

如今，我们漫步在大树成荫的昭觉寺内，时光遗下的古迹仿佛处处都在提醒：在这座跨越千年的禅林，学人参悟本心的道场。勿执着眼耳见闻，因为无论是禅茶亦或禅坐，都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，关键是那手指指向的月亮！